煤電企業又一次“上書”求救，但這次的“主角”是“國家清潔能源示范省”四川。

自2016年下半年煤價走高以來，煤電行業即開始頻頻“上書”——先是寧夏7家火電企業全面虧損，請求自治區經信委協調，盡快降低煤價;再是四大發電央企向國家發改委報送《關于當前電煤保供形勢嚴峻的緊急報告》，懇請發改委盡快采取措施對煤價進行調控，讓煤價整體回歸綠色區間。煤電頂牛，煤價過高是直接因素，但煤電企業自身的盲目擴張也是不爭事實，這也不免讓人覺得煤電企業是“必有可恨之處”的“可憐之人”。

不過，此次四川煤電企業叫苦的“點”有些與眾不同，煤價甚至沒有成為這次爭議的主要矛盾：四川火電利用小時數全國倒數第三，僅高于云南和西藏，燃料成本就算能有所改善，也遠遠無法平衡大量設備閑置帶來的成本壓力。

與全國整體情況相反，四川水電裝機遠高于煤電。近年來，四川水電裝機快速增長而煤電裝機幾無變化，加上外送通道建設滯后，導致部分水電“外送轉內銷”，進一步擠壓了火電市場空間，這些因素共同造就了四川火電的困難局面。

從戰略上看，四川省能源規劃也存在不少問題——電力生產規模超額完成，消費規模卻遠低于預期。這一高一低之間的差額，不少都讓火電“背鍋”了。優先消納超額投產的清潔水電之后，夾縫求生的四川煤電卻被強按著吃了“啞巴虧”。如此看來，四川煤電不可恨，是真可憐。

肩負保供重任卻無充分回報、為別人出的問題買單卻得不到合理補償，債臺高筑、資金鏈斷裂的四川煤電企業確實有權去討個說法。“解鈴還須系鈴人”，這就需要主管部門積極作為，制定合理政策來緩解“水火不容”、火電虧損的矛盾。

事實上，此前四川已有嘗試。2015年12月、2016年9月和2017年11月，四川發改委先后三次對公用燃煤機組欠發電量電價補貼做了公示，要求根據上年水電超發電量收益清算，分別為燃煤機組補貼約2億元、4.99億元和1.89億元。這個數目對于深陷困局的四川煤電可謂“杯水車薪”，但更讓企業擔心的是，如果今年連這個依托“試行”措施的補償都無法到位的話，企業面臨的形勢可能會變成“釜底抽薪”，這或許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同時，上年度的損失要等上將近一年才能得到補償，這本就增加了企業的負擔。所以，主管部門更應盡快將補償措施固化，先給企業吃上一顆“定心丸”。

通過“非常規”手段幫助企業渡過難關只是第一步。要想真正解決問題，還要從根本問題入手。四川的電源結構特殊，但反映出的問題卻是整個行業的通病：產業政策穩定性較低，電源開發與電量消納規劃脫節，電量外送與本地消納論證不足，缺乏區域內協調統籌……兼具科學性、系統性的規劃與制度設計，是解決水火矛盾、風火矛盾、煤電矛盾等繞不過去的一項重要工作。

能源結構向清潔化轉型已是大勢所趨，但毋庸置疑的是，煤電在我國能源轉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相當長時間內也是無可替代的。不僅是四川，即便從全國范圍來看，如果煤電企業的困境得不到妥善解決，能源清潔轉型的路也不會好走。面對四川打造“國家清潔能源示范省”的堅定目標，面對企業建立長效補償機制的迫切訴求，如何讓承擔兜底、調峰重任的火電企業獲得科學、合理的回報，是擺在當地主管部門面前的重要課題。相信，四川火電發展問題的解決，不僅利于當地清潔能源的發展，也將為全國火電發展樹立新標桿、賦予“示范省”更高“含金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