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價降一分錢，發電行業要讓利上百億元，受益的是實體經濟。”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華能集團公司董事長曹培璽算了一筆大賬。
　　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其中首次明確了降低電價的量化指標，“要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
　　不少代表委員熱議，降電價對降低企業成本、為企業減負方面，有立竿見影的效果。
　　下降10%意味著什么？曹培璽說，2017年全國用電總量是6300多億千瓦時，“一般工商業電價每千瓦時8毛多，降低10%就等于每千瓦時少收8分錢”。他透露說，降電價給電網帶來巨大壓力，“把利潤全部讓出去，還要虧損”。
　　他談到影響電價的主要因素在于煤炭價格和發電量。從2016年起，煤炭價格暴漲，每噸上漲300元。中國每年煤炭消耗量大約40億噸，其中20億噸用于發電行業，“成本激增，整個行業普遍虧損”。
　　但他認為，這是國家深入供給側改革結構性改革過程中電力行業應作出的貢獻，“我們的利潤降下來了，用戶花的電費少了”。
　　“去年通過降費、降價和市場交易，我們總共降了737億元。”全國政協委員、國家電網公司董事長、黨組書記舒印彪在小組討論時說，“今年一般工商業電價再降10%，我大概測算了一下，通過降費降價，全國大概再降800億元”。
　　與此同時，近年來我國下大力氣化解過剩產能、淘汰落后產能。2018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左右，再淘汰關停不達標的30萬千瓦煤電機組。”
　　我國是全球最大的清潔能源生產國和應用國。然而，清潔能源持續快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艱巨的消納壓力。近年來，棄風、棄光、棄水“三棄”問題突出，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大學副校長張鳳寶通過調研，發現當前制約清潔能源消納、造成“三棄”問題有4個主要原因：
　　首先是供需增長不匹配。其次，網源發展不協調。與大型清潔能源基地開發配套的電網送出項目的規劃、核準相對滯后。第三是系統調節能力不充足。目前，我國清潔能源、新能源集中的西部和“三北”地區，抽水蓄能、燃氣等靈活調節電源比重僅為5%左右，調峰能力嚴重不足。
　　此外，市場機制也不健全。目前，我國電力供需仍以省內平衡和就地消納為主。
　　張鳳寶建議構建全國統一電力市場，建立促進清潔能源在全國范圍優化配置的合同機制、交易機制、補償機制和電價機制等；同步規劃、核準、建設電源和配套電網工程；進一步控制中東部地區，特別是天津、河北等空氣污染情況較嚴重地區的煤電項目，大力壓減東部煤電產能，通過輸入西部、北部地區清潔能源解決新增和替代電力的需求。
　　曹培璽認為，盡管現實中確實存在諸如配套電網設施不完備等種種困難和制約因素，但關鍵問題在于省間壁壘難以破除，“這存在各自的利益問題，大家都想自己來發電，不愿意接收外來的電，這個時候光靠市場很難發揮作用”。他建議，政府在資源調節和分配過程中發揮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