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體系上說,國內應急管理的體系主要有三個：

       一是區(qū)域性的應急管理，責任人是各級人民政府。二是專業(yè)系統(tǒng)的應急管理（如衛(wèi)生部、鐵道部的、國家地震總局的、長江委、國土資源部等等），責任人是中央的這些垂直管理機構和所涉及的地方政府。三是企業(yè)級的，尤其是跨地域的大型企業(yè)集團，包括會對環(huán)境造成危害的那些企業(yè)，企業(yè)級的應急責任人分場內和場外，場內的（包括場內延伸到場外的，例如核燃料運輸環(huán)節(jié)），其責任人是企業(yè)。

       所以，以上可以看出，政府是應急管理最大的責任人和管理監(jiān)督者，國內應急管理的大部分事物停留在傳統(tǒng)事物的管理模式上（領導掛帥、分級管理、層層落實、責任到人等等這些簡單粗放的管理階段），這個階段的特點是：領導做報告激動人心、專家來講課熱血沸騰、兄弟單位考察交流，落到實處的基本上都是一本書、每年搞一二次演練，迎接領導檢查、真正出了事的，那才叫馬后炮、亂了套，于是趕緊請來媒體大談什么“啟動了應急預案”，自欺欺人、掩耳盜鈴。

       其實，應急管理或者應急預案，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古往今來皆有之，凡有風險之處，將要承受風險的那些人或多或少都會有應對風險的思考和辦法。比如一個人走夜路時會不時的向后看，甚至吼上幾嗓子，我小時候就這樣干過；每家都有存款、都有保險，無論多少，都代表了對未來風險的防范；打仗時團長說：一營主攻、二營在左側三公里處策應、三營后備待命，老子的警衛(wèi)連必要時全部壓上；古人為了安全，開始建立城池和城墻；秦始皇修長城；抗戰(zhàn)時，冀北人民挖地道與鬼子周旋；文革后期，面對蘇修的挑釁，毛主席說，要“深挖洞、廣積糧、備戰(zhàn)備荒為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