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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煤炭、電力“過剩”概念已經深入人心的時候，電煤竟在瞬間供應緊張—2016年下半年到2018年間，貴州電力數次紅色預警,幾度錯峰限電。

當事各方說,上半年需求還是疲軟的,一進入下半年電煤就突然緊張了。

但供應緊張當真是突然爆發的嗎?更多人相信,這是一系列變化糾纏在一起,產生出的難以預測的結果。

不同于北方地區的幾個煤炭大省,貴州煤礦往往被業界稱為“雞窩煤”,規模小、數量多是其主要特征,而這些小煤礦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當地電廠的運轉。2010年，淘汰落后產能的號角吹響,貴州煤礦企業兼并重組的力度也隨之加碼,年產量在30萬噸以下的礦井成了“最不受歡迎”的那一撥,這其中包括大量已經長期停產停建或資源估竭的無效產能,當然也有一小部分是因為產能太小,加上環保等方面不達標,被規模化的煤礦。

規模化提高生產效率,促進一個行業整體向上發展,同時也利于各方監管,這是毋庸置疑的,但缺乏對基礎條件的充分考慮,只在數量上“一刀切”,很可能發生意想不到的震動。而在去產能之前,以民營為主的貴州煤炭行業已經陷入低谷,極度缺乏資金,人員流失嚴重,對一個即將自然進入產業洗牌、升級的行業,是否還需要直接采用行政命令加速其進入下一個發展周期?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埃德蒙德?菲爾普斯在其著作《大繁榮》中認為,政府的職責不是選擇產業,而是造就商業部門的創造力、激勵企業家的創新。

放到煤炭行業,收緊金融政策,財政鼓勵機械化生產，引導人才流動等,用于促進產業升級似乎就已經足夠。直接選擇產業的優點在于見效快,而風險在于,計劃與市場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行政命令始終落后于市場的供需變化，導致需要在短時間內補上更多緊急政策,絞盡腦汁平衡產業鏈上下游,才能重新把狂野的市場捆回正軌。

貴州電煤緊張也并不是一家之事,其周邊各省區,如重慶、云南、廣西等都有從貴州進口煤炭的需求,在全國去產能的環境下,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從而加劇了省內供應的緊急程度,以至于政府只能強制企業把煤留在省內甚至市內,再現十年前大凝凍時“電追煤”的極為“不市場”的場景。

除了電煤會在區域間流動之外,電力也并非局限于省內。電煤供應緊張的這段時間里,西電東送格局也在悄然發生變化。相關數據統計顯示,2017年貴州完成西電東送政府間協議電量比例同期下降明顯,而這無疑對南方各省區的送電關系產生一定影響。當西部省份電力多余時,高價也要東部省份接,而當東部省份需要電力支持時,西部省份又可能因為自身負荷的提升或供應不足而“救不了火”。

部分業內人士提出,西電東送極大地促進了省間資源的優化配置,但隨著電力市場的不斷放開,是時候考慮從政府間協議轉向基于供求關系的市場機制運作了。

基礎性能源的供需出現突變,很可能影響所在省份周邊地區的供需情況,產生“蝴蝶效應”,擴散風險。

雖然目前電煤保供壓力已逐漸減輕,但希望煤電兩大行業再也不必經歷從產能過剩到保供應的“無縫切換”。